澎湃新闻高级记者朱远祥“90后”袁隆平走了，穿着他最喜爱的格子衬衫，带着他关于水稻的梦想。袁隆平追悼会当天，长沙地铁显示屏上的缅怀图片。澎湃新闻记者朱远祥图（本文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由受访者提供）袁隆平院士是个不用拐杖“不服老”的人，就像在杂交水稻实验中“不服输”一样，可终究抵不过岁月和疾病的侵蚀。追悼会前后几天，群众排着数公里长队来悼念和送行。告别饥饿的人们，不会忘记他。最近这几年，袁老挂念着“超级稻”、“海水稻”的研发和推广，也表达过对农民种田积极性、国际粮食供应等问题的担忧，“现在国家有钱买粮食，但人家（外国）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大了。”袁隆平对水稻梦的执着源自内心的热爱，也体现出他务实的“真性情”。在网络的放大镜之下，这位老人的率真受到许多网友爱戴，年逾九旬的他被称为“90后资深帅哥”“梗王”。斯人已逝，而梦想的种子已经长成大树。追梦人：杂交水稻试验愈挫愈勇，像“贪财”一样“贪产量”在长沙湘雅医院的D区57病室，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袁隆平停止了呼吸。“老爷子没有留下遗言。”袁老的儿媳甘女士说，“他还能讲话时，念念不忘的还是杂交水稻。”在袁隆平的秘书杨耀松看来，杂交水稻就像浸入了袁老的血液里，“是他的命根子，他的魂”。1930年出生的袁隆平属于“隆”字辈，因出生在当时的北平，父母给他取名“隆平”；他在六个兄弟姊妹里排行老二，便有了小名“二毛”。袁隆平对农业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小学一年级。“有一次郊游，老师带我们到一个园艺场，”袁隆平85岁接受采访时回忆，“那个桃子红红的，挂在树上好漂亮啊，还有葡萄一串一串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年少的袁隆平随父母颠沛流离，辗转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南京等地。高中毕业后，他不顾父母反对，填报了一所农学院——他父亲本想让他考重点大学，然后从政“光宗耀祖”。在重庆的西南农学院，袁隆平选择了农作物专业——从此进入“农门”。青年时期的袁隆平。1953年，23岁的袁隆平被分配到湘西的安江农校，在这里教书18载。他起初教俄文，也研究过红薯，后来对水稻产生兴趣。1966年，他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业界崭露头角。袁隆平全身心投入到杂交水稻的研究中。他从稻田里14万株稻穗中，找到6棵水稻雄性不育株。到了1968年，6株水稻雄性不育株培育成700多株，插在两分地的试验田里。可一天早上，袁隆平发现实验田被踏成烂泥塘，田里的禾苗被拔得精光——水稻杂交实验被人为破坏了。“把我的试验推迟了三年。”2014年接受采访的袁隆平叹道，“肯定是（因为）一种嫉妒心，现在不知道是谁破坏的。”那时的袁隆平改编了左宗棠的一句名言，用来自勉：能受妖魔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袁隆平（右一）与助手李必湖（左二）在安江农校试验田。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发现“野败”——野生的雄花败育株。一年后杂交水稻列为全国攻关项目。1973年10月，已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工作的袁隆平宣告，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不过，紧接着的产量实验遭遇了滑铁卢——“增草不增谷”，四分地的杂交水稻产量只有二三百斤，倒是稻草增产了近七成。外界传来的风凉话令袁隆平难受：“人要是吃草的话，你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前途。”但到1974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试验田亩产超过了一千斤。两年后，杂交水稻在全国推广种植，平均亩产提高约20%。如今我国杂交水稻面积超过2亿亩，几乎占全国水稻面积“半壁江山”。中国杂交水稻已推广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杂交水稻三系法、两系法研究的袁隆平，成为“杂交水稻之父”。乐于挑战的他，又瞄准了超级杂交稻，还有耐盐碱水稻——俗称“海水稻”。“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哇，饥荒时代没饭吃真难受，饿死人呀。”袁隆平生前接受采访时，形容自己像一个贪财的人，“百万富翁想成千万富翁，千万富翁想成亿万富翁，我是贪（水稻）产量，不满足的。”他认真描述过他做过的一个梦——禾下乘凉梦。“我真的梦见了，”他兴奋地说：“梦见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我就和助手坐在稻穗下面乘凉。”袁隆平在稻田里。真性情：实话实说的“老政协”，晚年成了“网红”袁隆平的水稻梦感动了许多人。前些年有杂志记者问他，是不是一直立志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他脱口而出：“肯定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思维。就是能搞个品种出来，让它增产就觉得心满意足了。”他说：“哪有那么多雄心壮志？”袁隆平更愿意将研究杂交水稻的初始动力归结为“好胜心”，而饥荒年代的感受使他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让人们不饿肚子。几十年来，袁隆平长期“泡”在云南、海南等地的实验田里，赤脚上阵，活脱脱一副农民形象。年纪大了受不了冷水，他就穿着套鞋下田，80多岁后腿脚不方便，他也要到田埂上观察。后来，湖南农科院在他家旁边腾出一块七八分地的实验田。袁老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田边看看。袁隆平的学生李建武记得老人说过：“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下田。”袁老是一个务实派。他说话、写文章也跟做事风格一样，不喜粉饰，不讲套话。他在《袁隆平口述自传》中回忆，读初中时，他有次在作文里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被老师批为臭文章，“从此再也不用华而不实的词汇了”。有记者问袁老：您年纪大了，怎么培养下一代的学术带头人？袁老直言，学术带头人不能靠培养，“人家服他，才愿意跟着他。”当时86岁的袁隆平说，博士生他没精力带了，也不会去当“挂名导师”，“辛苦得很呢，你要指导他做实验，要修改他的论文，麻烦得很，要逐字逐句研究，死脑细胞的。”对于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袁隆平从不当“老好人”。有次他应邀参观一个杂交水稻基地，觉得很有面子的基地负责人向他介绍：“这一片是改良过的。”站在稻田边的袁老皱起眉头说：“越改越差，难看死了。”旁边工作人员一脸尴尬，而袁老当着拍摄的镜头，又朝身边的助理嘀咕：“越改越差呀……”袁隆平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是一名“老政协”。他的“两会”提案经常聚焦三农、科研、粮食等问题。2019年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他流露出对农民种田积极性的忧虑。“我们农民青壮年很少去搞农业，都是老年人、妇女，叫妇老农业。”袁老说，农民种田积极性与粮价有关系，“粮价是百价之基，粮价一涨，其他物价都飞涨。但粮价又跌不得，一跌谷贱伤农，农民没有种田积极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袁隆平交了一个提案，“我的建议是，政府以比较高的价收购农民粮食，以平价供应市场，这样粮价不涨，通货不膨胀，农民也有积极性。”近年来的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与“袁政协”的提案形成呼应。尽管如此，袁隆平仍“居安思危”，认为国际粮食市场存在供应链风险，“现在国家有钱买粮食，但人家（外国）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大了。”这些年，袁隆平的主要精力放在超级稻和海水稻上，希望能给粮食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他时常出现在海南、青岛的基地里，对团队严格要求。在袁隆平的学生吴朝晖眼里，袁老师工作上要求严格，生活上则关心下属。吴朝晖记得，他刚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时，袁老问他“三十几岁怎么还没结婚”。有次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袁老还非常认真地说：“给我的学生做个广告，看有没有合适的对象。”那段时间，吴朝晖一下子接到许多热心电话。袁隆平有时喜欢给人取外号，他叫吴朝晖为“吴将军”，还给其他一些学生命名“八大金刚”，还有“罗汉”、“精怪”。笑起来的袁隆平。有次记者问他：您手下的人都是精英，团队好不好管？当着摄像镜头，他夸张地叹口气，两手不停搓头，一脸窘相。年轻时的袁隆平在穿扮上有些邋遢，有时还会用袖子当黑板刷去抹粉笔灰。进入老年后，他在衣着上“讲究”了，他喜欢穿条纹或格子衬衫，看上去有点色彩斑斓的那种。袁隆平喜欢穿格子衬衫。十多年来，袁老几乎只去一家理发店。理发师曹小平很清楚他的要求：发型要留一点棱角，弧度也必须适当。剪完头发后，袁老时常对着镜子自我欣赏：“又年轻了5岁！”2019年10月的一天，推销海水稻的电商主播薇娅告诉袁隆平：有网友称您为“90后资深帅哥”。袁老笑了，扭头问：“是哪个给我取的名字？”后来有女记者问他：“您觉得自己帅不帅？”袁老干脆飙起了英文：“我呀，Handsome！（英俊的）”然后自己也咧嘴笑了。因为说话耿直风趣，不惧“接梗”，袁隆平在网上有了一个褒义的称号——“梗王”。年过九旬，袁老仍不失童真。有次警察上门办理身份证业务，录指纹时，他向民警炫耀：“我手指有10个螺纹。”他担心对方没听清，又用湖南方言补充了一句：“一炮个螺纹！”在田间地头工作了几十年的袁隆平，对大自然有发自内心的喜爱。90岁时，有一天他和朋友乘游览车经过一条小河，看到水面上游来一群白色的鸭子。他马上被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鸭子好漂亮呀！”他自言自语：“这么点的小鸭子能长这么大了。”突然，他张嘴学鸭叫，连续蹦出一串音符：“嘎嘎嘎嘎……”不服老：拒用拐杖、“炫耀”记忆力、不想退休荣誉多了，名气大了，甚至成“网红”了，袁隆平依然保持自己的鲜明个性。“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名了麻烦，我觉得当普通老百姓还自由些。”袁老有次接受采访时说，经常有人在路上问他是不是“袁院士”“袁老师”，他不好回答“是”或“不是”，就说“有点像”。每次参加公众活动，不断有人找他合影，他一般来者不拒，有时也会不耐烦地抽身离去。不过，对于孩子、学生，他总是很有耐心。90岁那年，他配合湖南农业大学一群研究生拍毕业照，坚持站了差不多40分钟，回家后累得躺在按摩椅上吸氧。游泳的袁隆平。八十多岁的时候，袁老还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他形容自己是“80岁的年龄，50岁的身体，30岁的心态”。他年轻时是游泳健将，在湖北省运动会获得过两块游泳银牌，还曾经通过了招收飞行员的体检。年纪大了后，他仍坚持打气排球，但不愿加入“老年队”。他是主攻手，后来变成二传手、发球手，后来跑不动了，也经常坐在场边看球。袁隆平打气排球。袁老最喜欢的运动员是“铁榔头”郎平。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契合他骨子里“不服输”的执拗劲儿。80多岁的他称自己是“80后”，90岁了称自己是“90后”。刚成为“90后”那年，有次走路时朋友劝他拄根拐杖，他顿时不高兴了。“还没到拄拐杖的时候。”他边走边说，还加快了一下步子，像给自己打气般自言自语：“还没有到……”袁老的家里时常有人来拜访。如果是外地人，袁老喜欢问一下对方来自哪个市、哪个县，人口、面积有多少。然后他说：“湖南的一百多个县，平均一个县的面积是一千五百平方公里。”来访者竖起大拇指赞他记忆好，他便打开了话匣子，还引用医生的话说，85岁以上的人60%有老年痴呆，“幸好，我今年90岁了，脑瓜子还没有糊。”袁老的记忆力的确不错。有一次，助理辛业芸告诉他，中国工程院发来2019年第一季度的津贴。得知是发到自己的银行卡上，袁老想了一下，说：“我那张卡的最后四位数是1870。”辛业芸查了一下，果然没错。晚上八点，经常有牌友过来陪袁老搓麻将。时间会控制在一小时左右。袁老出牌并不慢，有时会自言自语“麻烦咧”，有时会不耐烦地催牌友出牌：“打咯！”“90后”的袁老头脑依然清醒，但体力不如以前了。“走三百步没问题，三百步以上就气喘了。”他轻描淡写地说。2019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袁隆平写了一个建议成立国家海水稻研究中心的报告，准备从三亚赶到180公里外的博鳌找领导。但他突然身体不适，气喘、头晕。助理辛业芸把他送到医院，没过多久袁老就要求出院了，坚持亲自赶到博鳌去。他强打精神地说：“就是坐两个小时车，有什么累的。”“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有心脏病有高血压，但他就不接受、不承认。”辛业芸说：“这是他的自信还是意志，我也不好说。”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的袁隆平，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仍表示不会停止工作，“除非走不动了，看不见了，那就退休了。”事实上，他的听力、视力也越来越差。办公桌上总放着两个放大镜，供他看材料时使用。2020年12月，袁隆平跟往年一样到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团队成员李建武后来向媒体披露，2021年3月的一天，袁老不小心摔了一跤，此后身体一直不大好。4月初，袁老从三亚转到长沙治疗。据医护人员介绍，入院之初，袁老几乎每天都要问天气情况。有次得知外面气温28℃，他一下急了，“这对第三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运着袁隆平遗体的灵车绕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告别了这个世界。据《湖南日报》报道，袁老是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病逝。最后弥留之际，家人们围在他身旁，忍着悲痛唱起他平日喜欢的歌曲《红莓花儿开》《我的祖国》……当天下午，灵车从医院驶出后，先绕行到袁隆平37年前创建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然后才驶向殡仪馆。共患难：穿越半世纪风雨，“袁先生”有位“贤内助”5月23日晚上，仍有民众自发前往殡仪馆悼念袁隆平。澎湃新闻记者朱伟辉图5月24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的铭德厅，排成长队的人们向袁隆平遗体告别。袁老穿着红蓝格子衬衫和深蓝色西装，身盖国旗，面容安详地躺在鲜花翠柏中。袁老的妻子、今年83岁的邓则坐在轮椅上。她穿一身黑衣，臂缠黑纱，左手戴着丈夫生前为她买的戒指。儿子推着她来到袁老遗体正前方，她突然起身跪到遗体前，身体颤动，不停地哭泣。这一对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患难夫妻，此刻已然阴阳两隔。袁隆平和妻子邓则。邓则与袁隆平最早相识于湘西的安江农校。彼时，邓则是这里的学生，袁隆平是学校教师。袁老师给邓则所在的班级上遗传育种课，他性格洒脱，有时还带学生们到附近的沅江游泳。毕业后，邓则被分配到黔阳县（现洪江市）一个农技站，从事农技推广，与老师袁隆平联系并不多。青年时期的袁隆平生活上很随意，留运动头、穿粗布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由散漫”。在雪峰山下的偏僻校园里，寂寞时的他，会拿起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小提琴，拉奏他喜欢的《梦幻曲》。热心的同事带袁隆平去相亲，但好几次，女方都因为他有些邋遢的穿着而婉拒。26岁那年，袁隆平到当地一所中学代课，认识了一位姓王的女老师，两人情趣相投，谈起了恋爱。后来在自传回忆和接受采访时，袁老并不回避这段没结果的初恋。“谈了三年，她找了家庭成分好的嫁了，我失恋了。”袁隆平说：“她结婚后我等了她三年半。我很痴心呢，我这个人。”痴情的袁隆平等到那位女老师生了孩子后，才彻底断了念头。经历了苦涩初恋的袁隆平，将心思和精力都投到教学和科研中。33岁那一年，属于他的姻缘终于来临了。那时的邓则，也因“家庭出身不好”，在婚恋问题上陷入苦恼。她的一位同学牵线介绍“袁老师”。从此，邓则、袁隆平开始交往，渐生情愫。袁隆平有时约邓则看电影，然后送她回农技站。邓则觉得“影响不好”。袁隆平说：“我们大男大女谈情说爱，有什么影响不好？就是要扩大影响！”——这段有趣的经历，记录在袁隆平学生谢长江写的《袁隆平传》里。1964年正月，黔阳地区举行职工篮球比赛，比赛地在安江农校，作为县里女子队运动员的邓则来学校参赛。袁隆平的同事们决定“趁热打铁”，邀请邓则来袁隆平宿舍“视察”。在袁隆平的房间里，邓则看到四处堆着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脸盆洗手，发现底部烂了，必须侧着盆子才不会漏水。在朋友和同事们的张罗下，两人的婚礼就在校园里举行，简朴而热闹。学农的邓则理解丈夫对杂交水稻实验的“狂热”，鼓励他“放手干”，有时还拿出工资帮袁隆平买实验器材。后来三个儿子相继出生，袁隆平大部分时间呆在海南等地的实验田，照顾小孩、老人的重担落在邓则身上。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俩处于聚少离多的“分居”状态。袁隆平的父亲去世时，后事也是由邓则代袁隆平打理。邓则一直叫丈夫“袁先生”，称谓中含有敬意，日子长了又多了亲昵的味道。袁隆平对妻子的付出深怀内疚，称她是“贤内助”。袁隆平90岁生日时与家人合影。视频截图播种者：最后时刻仍牵挂杂交水稻事业袁隆平病逝的那天，曾经三次采访他的央视《面对面》主持人王宁，在微博上发出哭泣的表情，并写了一句文字：“在此刻，袁老又回到了妈妈的怀抱。”这条微博还配发了90年前的一张黑白照——一位年轻的妇女抱着一个1岁男孩。袁隆平的母亲抱着他合影。那个小男孩就是袁隆平。抱着他的是母亲华静，她是江苏镇江人，在教会学校读过高中，当过小学老师。袁隆平还小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进行简单的英文对话，这为他的英语打下了良好基础。“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是在做人方面，”袁隆平在自传中回忆，“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1989年，母亲在安江病危，袁隆平还在长沙主持一个杂交水稻现场会。等他赶回安江，母亲已经走了。80岁的袁隆平给母亲写过一封信。他向妈妈忏悔，当年没能及时赶回来见最后一面。“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袁隆平是在自己做了父亲后，才更懂得父母对儿女无私的爱。袁隆平和妻子生育了三个儿子，他分别给孩子们取小名“五一、五二、五三”。他的三个可爱的孙女，在他90岁那年曾出镜接受采访。“我记得幼儿园的时候，老师问我说，你知道你爷爷是干嘛的吗？”一个孙女说：“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我就说，我爷爷是天天看天气预报的。”话音刚落，坐在沙发上的这三个女孩都笑弯了腰。关注天气，时时留意气候对水稻试验的影响，是袁隆平养成的习惯。他在医院治疗的最后那段时间，也通过医护人员了解天气变化。“袁老走的时候没有留下遗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武说：“我想，袁老是放心的。相信我们会把杂交水稻事业好好干下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实验楼播放袁隆平生前的题词。澎湃新闻记者朱远祥图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柏连阳在悼念文章里写道，最好的缅怀方式就是继承袁老遗志，“一定把中国的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责任编辑：汤宇兵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