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道，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在古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世界也有积极发展。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万物的本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教是与儒学和佛教一起的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和寻求有关实践练成神仙的方法。现在学术界所说的道教，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民间天神信仰等大部分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形成的以“道”作为最高信仰。主要是奉太上老君为教主，并以老子的《道德经》等为修仙境界经典非修真主要经典，追求修炼成为神仙的一种中国的宗教，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服食仙药，外丹等，炼气与导引，内丹修炼，并借由道教科仪与本身法术修为等仪式来功德成仙，常见后来的神仙多为内丹修炼和功德成神者与道术的修练者。另说是道教东汉时形成，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徒尊称创立者之一张道陵为天师，因而又叫“天师道”，后又分化为许多派别。东汉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为道教的定型化之始，南北朝时宗教形式逐渐完备。奉老聃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以《道德经》(即《老子》)、《正一经》和《太平洞经》为主要经典，奉三清为最高的神。道教的第一所国家级道观位于洛阳上清宫。据道书记载，道教始于龙汉祖劫，玉清教主元始天尊说法度人，传至世间，开宗演教于轩辕黄帝祭祀天帝与崆峒问道，阐扬理论于道祖老子函关授经和西行传教，活跃民间于汉末建立太平道的张角(活动于约168—184年)和组织五斗米道的张修(活动于约178—191年)。故奉元始天尊为鼻祖、轩辕黄帝为始祖、太上老君为教祖。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以神仙信仰为核心内容，以丹道法术为修炼途径，以得道成仙为终极目标，追求自然和谐、国家太平、社会安定、家庭和睦，相信修道积德者能够幸福快乐、长生久视，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宗教意识和信仰心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道教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军事谋略、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国民性格、伦理道德、思维方式、民风民俗、民间信仰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曾深刻指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当代要论古人语汇中的黄老、道家即是道教，事实如此，难有他论。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宗教。她是中国人的根蒂，是东方科学智慧之源，是全世界唯一大力促进科技发展的宗教以及全球最珍爱生命和尊重女性的宗教。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道教遵道贵德。故学者说“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谓此身根法幻化，业不可逃，寿终有尽，道教独欲长生不死，变化飞升，其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勇然何如哉！”道教始祖轩辕黄帝祭祀天帝，问道崆峒，受教玄素，学医岐伯而始有人间道教。后于首山采铜，荆山铸鼎，王屋炼丹，桥山飞升，已有4700余年道教历史。《竹书纪年》中载：“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至殷商时代，自然崇敬已发展到信仰天帝和天命，形成了以天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遇事由巫祝通过卜筮向天帝请求答案，其祭祖活动定期举行。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明被道教保存下来。道教实际上是礼乐文明的继承者。周代鬼神崇信进一步发展，所敬的鬼神已形成天神、人鬼、地祇三个系统。道教教祖老子把“道”作为宇宙本体、万物规律，是超越时空的神秘存在，道教便以“道”为基点建立神学理论体系；道家注重修炼养生，老子、庄子提出的清静无为、见素抱朴、坐忘守一等修道方法，被继承发扬。道家的神秘主义和养生思想所形成的得道成仙思想成为核心信仰。战国中期的齐国出现了尊崇黄帝和老子的黄老教派，西汉前期的统治者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后，黄老学说走向民间，与方仙道合流成黄老道，由政治思想转变为宗教理论。孔孟的儒家思想被道教吸收，构成宗教伦理道德的主体；墨家尊天明鬼、兼爱互助和科技方术等思想，被道教承袭；《易经》是道士的基本经典，易学理论渗透到神学哲学、符箓丹道和斋醮科仪各方面；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成为道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陕西咸阳茅氏三兄弟茅盈及其弟茅固、茅衷于句曲山采药炼丹，济世救民，百姓感其功德，遂改山名为“茅山”，茅氏三兄弟也被称为茅山道教之祖师。三茅真君得道于茅山，开茅山道派。早于五斗米道的创立近300年。《太平经》宣扬气化天地、天人合一、天道承负、乐生好善，以“太平世道”为目标：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将易学、黄老、火候三者参合，总结发展了养生炼丹术；《老子想尔注》提出道气长存、大道至威，主旨是佐国辅命、养育群生。汉末军阀张鲁伪称其祖张陵于东汉顺帝年间，在蜀地鹤鸣山自称老君“授以正法，命为天师”，炮制其祖孙三张立教说以惑众。实际上是由被张鲁杀害的张修建立五斗米道(天师道)，尊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基本经典，修行符箓咒祝、三官手书。后篡教成功的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短暂政权。灵帝时期，黄老道教徒张角在中原地区创立太平道，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在疾疫流行时用符水咒说为人治病，发展了几十万信徒并建立三十六方来管理。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张角在184年领导发动了黄巾起义，遭受统治者的镇压而失败，太平道销声匿迹。12世纪中原地区，不愿与金朝统治者合作的汉族士人在山东、河北建立了新道教：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继承了钟吕二人的内丹思想，并以“三教合一”、“全精、全气、全神”和“苦己利人”为特点，并逐渐包容合并了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和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开启了道教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与北宋基本一致，宋理宗积极推广劝善书《太上感应篇》。张继先的“正一雷法”，得到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宠信。元朝前期，全真龙门派祖师丘处机真人以74岁的高龄，自山东昆嵛山西游35000里，在中亚机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成就了“一言止杀”的历史性创举与汉蒙佳话，获得成吉思汗崇奉而呼之为“神仙”，拜之为国师，掌管天下道教，为全真道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经过尹志平、李志长相继掌教，全真道进入鼎盛期。元朝统一全国后，全真道南下传教，并与金丹南宗交流丹道。两派有着共同的内丹理论渊源，陈致虚提出的“五祖七真”传承系统得到共识，元惠宗时全真道和金丹南宗正式合并为一。真大道也融入全真道。清朝统一全国后接受了佛教，对道教采取了严格的防范和抑制的政策。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从笼络汉人的角度出发，抑制程度较为宽松，雍正是唯一优待道教的皇帝。乾隆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将正一教主的品秩由二品降为五品，以后的清朝皇帝对正一派限制不断加强。鸦片战争后，国家落后衰弱，西方思潮入侵，正一道更是江河日下。清朝正一道地位很低，其中娄近垣是唯一能以著述流传后世者。道教弟子大致可以分为信士、居士、道士、法师四类，民间道教人士还有方士、术士、隐士等。信士是指没有经历正式的宗教认定仪式的信仰者；居士是指皈依道、经、师三宝并受持全真五戒而获得皈依证的正式弟子；道士是指经受全真冠巾和获得道士证的神职人员；法师是指修习科仪奥秘并在斋醮法事中担当领导角色的全真高戒位和拨过职的道士。道教不仅明文规定了各种修持戒律，也在祀神、修真、拜师、斋醮、参访、饮食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禁忌。四不吃：道教徒不吃四种肉食——牛肉、乌鱼、鸿雁、狗肉，因为牛、乌鱼、鸿雁、狗分别代表忠、孝、节、义。道不言寿：道教重生恶死，忌讳询问年龄，所以问老道长高寿是不礼貌的行为。戊不朝真：道教逢阴历天干为“戊”之日(戊子、戊戌、戊午、戊寅、戊申、戊辰)，不烧香、不诵经、不朝拜，不建斋设醮。鲁迅曾作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也认为：“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大树的根在道家。道教作为传承道家思想的主力，先后产生了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和宋元明清内丹学，在学术领域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在哲学上，道教无中生有、道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论和阴阳转化、规律运动的辩证思维法，在古代是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儒道互补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辟概括。宋朝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术思想源自高道陈抟，程朱理学将道教的宇宙图式论和儒家纲常名教结合构建了“天理”哲学体系。明朝王阳明的心学处处把“良知”说和内丹学相比拟，充分汲取了道教玄学理论和修养方法。两千年来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不断地进行互动。东汉时期佛教被人们视为黄老道的支派，南北朝时佛教的传播借助了老庄玄学的影响，禅宗的宗旨方法深受庄子学说的启发，密宗的修行方法大量借鉴了神仙方术。道教认为“身国同治”、“内圣外王”，清静无为是治国和修身的通用原理。细读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汉朝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宋朝仁宗盛世，明朝洪武之治、仁宣之治，清朝康乾盛世，这些鼎盛时期都使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方针。道教“无为而治”的思想，与西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思想不谋而合。事实上，每当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时，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垂拱而治，就会“天下自正”，生产恢复发展，经济繁荣发达，出现太平盛世。封建统治者常常利用道教为巩固统治服务，祈求国家长治久安，秦皇汉武热衷神仙方术，唐宗宋祖尊崇扶植道教，明朝盛行崇道之风；另一方面，民间道教经常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和组织形式，从汉末黄巾起义、南北朝李弘起义，到元末白莲教起义、清末义和团运动，各种起义络绎不绝，“替天行道”成为农民起义的鲜明旗帜。道教与兵家有渊源关系，兵家军事谋略和道教修炼法门相互影响，《道德经》、《阴符经》常被视为兵书，“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以奇用兵”等思想被兵家研究应用，奇门遁甲等道术也在军事中实践使用。道教的玄妙思想、神仙境界、奇异方术、逍遥精神、贵生伦理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的方方面面，道教的自然情怀、浪漫主义深深影响着传统文艺的审美观，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南北朝以来的《搜神记》、《酉阳杂俎》、《广记》等包含大量的道教元素；唐诗受道教渲染形成了古奥华丽的风格，宋词中大量词牌名源自道教，元曲中神仙飞升题材的曲目十分突出；明清小说包括四大名著都蕴含道教神学思想，形成了“智者形象道士化”的传统。此外还有独特的道教文学形式被衍生出来，如李白的游仙诗、明朝盛行的青词，以及《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魔小说；当代流行的修真小说以丹道为主题，玄幻小说、盗墓小说、仙侠小说也与道教紧密相连。“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追求写意、神似、自然的风格和神韵。王羲之、顾恺之、吴道子、赵孟頫、黄公望、祝枝山、徐渭、朱耷、郑板桥等书画家都是道教徒，其作品深受道教思想浸润。道教音乐的曲调、唱腔促进了音乐戏曲的发展，京剧、越剧、豫剧、黄梅戏等都充分汲取其营养。天人合一思想、风水堪舆道术影响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布局和建造。道教具有征服自然的精神，各种追求突破生命极限的方术实践推动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道教术数学与古代数学有不解之缘，也在光学、磁学、声学、天文学领域颇有建树；四大发明中，火药源自道士炼制外丹，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也和道教密切联系；道教在炼丹实践中促进了冶炼技术的发展，道士为实现“御风而行”推动了机械制造的进步；道教为酒、水泥、颜料的制造做出了贡献，豆腐是淮南王炼丹的产物；道士炼丹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炼丹术西传到欧洲成为现代化学的先驱。道教对民间信仰的一些内容进行吸收、改造，并将其重返民间来深刻影响民间信仰。中国的民俗基本上是属于道教的，道教信仰深深积淀在传统民俗里，影响着信仰习俗、祖宗崇拜、节日习俗、娱乐习俗和方术活动。本命年拜太岁，祭祀先人烧纸钱，春节祭灶王、贴对联、放鞭炮、接财神、拜天公、闹元宵，这些习俗都起源于道教。道教与各种方技术数都以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为思想基础，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辅相成，道教的理论、神仙、法术、科仪深刻影响着玄学方术。道教在东亚、东南亚广泛流传，日本神道教、天皇信仰、民间信仰深受道教影响，韩国天道教、越南高台教是在道教基础上形成的新兴宗教，道教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重要宗教。在欧美，《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在译成外文的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高居第二，康德、尼采、黑格尔等哲学家，莱布尼茨、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卡夫卡、托尔斯泰等文学家，里根、梅德韦杰夫等政治家都从中获得巨大启迪。内丹养生、星相医卜等道教文化也风靡全球，太极拳已传播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练太极拳者达1.5亿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也带给环保主义者很大的启示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