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吃，民间有两条标准:吃饱吃好。吃饱在前，吃好在后。
由于工作忙，我回家看母亲的时间并不多，一进门，母亲洗手入厨房，忙碌起来。端上桌，看着我狼吞虎咽，母亲躲在一边垂泪。桌子上摆的菜像双簧演员唱的那样: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
我最喜欢吃的只是两样东西:白菜、粉条。
许多朋友冬天都惦记着去我家弄一顿酸菜炖粉条。热气腾腾，锅一开，雾气直抵屋顶。东西没进嘴，还不知咸淡，气氛已经先挑起来了。
其实，就目前家里经济条件而言，弄几个百鸡宴不成问题。但，属于我的餐桌为何这样清淡?母亲一语道破，这孩子的胃，一直用的是困难时期打的底。
穷有穷的吃法
按理说，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开始摆脱困境。况且，我还花去一年时间长牙，不至于食不果腹了。长大后，我站在自己的角度观察与思考，我的姐姐、哥哥经受了饥饿，在吃上是不挑不拣。尤其是大哥可怜，基本上荤腥不沾。大年三十，全家聚餐，餐桌上美味佳肴，大哥依然是一碟咸菜，半个咸鸭蛋。衬托得侄子、外甥们吃相可憎，像一群饿狼。
而我的吃高雅不起来，一是受兄长熏陶，分不清好坏，进入了吃的误区;二是想必当时情况，高雅也高雅不到哪去;第三点可能是乍富还贫时，拣好的吃，没节制，吃顶了。
天下的母亲首先觉得对不起孩子的就是吃，依次下去才是穿和玩。所以母亲讲起吃来，很像《红灯记》里面的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1960年，父亲在部队挣的钱不少，到了北京站，3个孩子看见卖鸡蛋的挪不动脚(那时没我)，父亲掏出一张大票去买鸡蛋，却被告知要排队，而且每人只卖一个。于是，父亲就一次次排队，第一个孩子吃时，第二、第三个孩子看;第二个孩子吃时，第一个孩子已经吃完，和第三个孩子一起接着看。父亲排得大汗淋漓，让每个孩子都吃了两回鸡蛋，而父亲和母亲却没舍得吃一口。
我开始对吃有印象是在 1970年。林彪说要打仗，必须疏散一声令下，我们被车拉到燕山脚下一个三面环山的村子里，和朴实的农民成了邻居。
他家的吃，让我着了魔。树上开的花可以吃，叫槐花;嫩树杈也可以吃，叫香椿;面条是灰色的 --杂面;米是红色的---高梁。加上红尊、南瓜。桌上一摆.五颜六色，正合饮食的色香味。
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家的饮食如此单调，愤然罢吃。急得母亲捧着雪白的挂面去邻居家讨换乌涂涂的杂面。几顿下来，我明白了一个硬道理，吃起来容易拉下来难。
难吃归难吃，关键还是怎么吃。比如防空演习的时候，一伙孩子钻进地窖里，脚下磕磕绊绊的，摸起来像是吃食，塞到嘴里，有时是白薯，有时是萝卜。
房东大娘的那点宝贝让我们啃得七零八落，大娘还缺着牙慈祥地笑。每到傍晚，大娘家是一天中的正餐，总是听她高声训斥憨厚壮实的女婿:“吃菜，就知道吃菜!弄点白菜心都让你王八蛋吃了，看看，吃一口馍，就两口菜，王八羔子!"
农村里，1970年时，菜以稀为贵。
那女婿吃起饭来嘴很大，吃法是往里面划拉。骂声不绝于耳，他像没听见，抽空还冲我咧嘴笑。
疏散了几个月，就记了个吃。
那时我还小，整日无事，常被部队炊事班的叔叔招呼去玩。
炊事班出了两个神人，一个有用少量鸡蛋做大锅蛋汤的绝技，看着蛋花满眼都是，想盛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于是下令在全团推广。另一个战士的绝技有点像现在的气功，简称“一刀死”。猪被捆好后一刀下去，喊都不喊，顿时毙命。表演那天，骗子蛋花汤一举成功。
杀猪的战士上场了，先敬个军礼，回头逼到猪的近处。眨眼间，手起刀落，那猪高喝一嗓挣脱绳子，拖着刀飞也似的跑了，战士怔在那儿，一动不动。
一彪人马追在猪的后面，猪跑个马拉松，累死了。
几个月后，搬回城里，炊事班的锅里也渐渐丰盛起来。周日是两顿饭，下午一顿最好，掀开锅盖，满眼是肉。那锅的直径超过1米，铲子换成了铁锨。炊事班小白话不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喜欢我，发我两根筷子，把我抱到锅台上蹲下，他转身去忙活别的事，小小的我在沸腾的大锅边探着身子找大块的瘦肉。
第二次就被母亲发现了，她尖叫一声，一把把我从锅台上拿了下来。前两天看到一则广告，一个螃蟹对另一只说，哥们儿，被人煮了吧!怎么听怎么耳熟。
这事怎么好跟人家小战士发火呢，母亲于是规定，以后不许独上锅台，大锅饭，就要大家一起吃。
开饭时，我抱着碗，站在队尾，先是连排长总结和布置任务，然后唱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一二三四......"最后是连长一声急促果断的号令，开饭。战士们呼的一声把饭桶围个水泄不通。我挤近包子桶，包子已经没了，转身冲向馒头桶，排长叫住了我，只见他两根筷子，每根串着4个大包子。边吃边传授抢饭经验，不用看，只管使劲戳。
盛汤的口诀是:溜边沉底，轻捞慢起。为的是那点干货。
战士们吃饭突出一个快字不到一刻钟，人去盆空。
细嚼慢咽在这儿用不上，因此个个练就一副铁齿钢牙合金胃。可怜的我只学了个形式，吃得倒是快，每天胃都疼。
现在回想起部队的饭菜，隐隐约约觉得五香粉的味道很冲。
这些年又有去部队的机会，感觉饭菜吃起来和民用的没什么不同。倒是1987年去新疆边防采访，吃到了军绿色包装的罐头，听我一个劲夸好吃，一个小战士趁四下不备，贴着我耳朵说，好吃，你天天吃一个试试!
大约是在1971年，出了炊事班碰上了饲养员，饲养员掰了一块豆饼抓了两把黑豆塞进我兜里，让我当零食吃。黑豆用盐炒的，很香，豆饼香过黑豆。等到傍晚回家，看见桌上的炒鸡蛋，没来得及说话，先吐了满地。急忙送进卫生所，小卫生员输液哆哆嗦嗦找不到血管，母亲气得说，一天去3个地方，这孩子快成你们部队的试验田了。
人间自有副食在
临近粉碎“四人帮”时，主食已经不成问题，副食还是跟不上，零食就更是少得可怜。有个伙伴带我去野外，吃一种叫野葡萄的果子。那东西长得小里小气，吃起来味道酸甜。另一种是酸枣，长在城墙外边，危险自不必说，吃几颗酸枣要扎半身的刺。还有一种，是草本植物，叶子酸酸的，搞不清学名，随伙伴叫它“酸不丢”，偏偏喜欢长在坟头上。伙伴总喜欢带我去他爷爷的坟上采，顺嘴就吃起来，半夜大口大口吐酸水，还梦见他爷爷说:活该!
我家一个女邻居头发弯弯曲曲，总说自己是上海人，那时候说是上海人就像现在说是火星人。
不知道上海在哪儿，并不妨碍我对她不屑。母亲却认真地说，她说是就该是的。果然，那女邻居失踪了一段，再出现便说是从上海回来了。母亲去串门，拿回来一个小塑料袋，告诉我里面装了 10片对虾片。
母亲坐在床边发愣，一定是在想做馅还是单吃。最后她决定让身单力薄的我独自享用，于是小心翼翼地取出虾片放在热水里煮，过一会儿去看，虾片消逝得无影无踪。
家里男女老少加上猫都被母亲怀疑了一遍。
过在嘴里的春节
春节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物资突然间丰富，家家户户囤积起来，单等除夕一到，大开杀戒。
除了购货本上的每人250克花生，100克瓜子，部队居然还搞到了栗子。可能与驻扎地有关吧，历史上良乡的板栗就是贡品。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崔健这句歌词用在母亲身上很合适。母亲按糖炒栗子的字面意思在门口的锅台上炮制，开始没声响，有声时一下就炸飞了锅盖。全家只好躲回屋里，隔窗观望。直到后半夜动静小了，才打着手电，一个一个找回来，好在有院墙，基本上是颗粒归仓。
春节买鱼买肉是个艰巨任务。带鱼要宽，猪肉要肥，不认识售货员的话，门儿都没有。我二哥肩负重任去了菜市场。后院的赵姨、王姨在菜市场工作，排队的人多、火气大，弄得亲人不敢相认。赵姨挑上几条6指宽的鱼称给二哥，被一人看出破绽，问赵姨，为什么他的鱼那么宽，赵姨头也不抬:赶上了。那人一气，鱼不买了，转身跟二哥来到了肉柜台，眼睁睁看着一块大肥肉放到秤盘里，这里他不问王姨，问二哥，你是不是认识她?这回轮到二哥表演了，翻着白眼说:谁认识丫的!
晚上王姨下班直接来了我家，见到我妈劈头盖脸--顿指责，什么狗屁儿子，说不认识，还丫的。
这时，肥肉已经变成了油和油渣。母亲赔着笑脸给王姨说着宽心话，盛了一碗油渣让王姨带回家。王姨不要，说我还缺这个，就是说这事讨厌。
于是，俩人又笑骂一顿二哥，王姨这才起身回家。
有了油，另一种食品应运而生:油饼。
面是糖和的，一张张炸出来，趁热吃。这天晚上母亲发现儿女们个个饭量惊人。炸完油饼再炸排叉，一种先旋转再油炸的面食，春节期间走亲戚，吃饭不规律，排叉随时可以充饥。
等我玩到下午回家时，伏窗一看，几十只麻雀冲进家里，在偷吃排叉。我飞也似的跑去告诉母亲，母亲二话没说，跑回家，第一个动作就是关窗。
几十只麻雀被生擒后分批吃掉。
除了麻雀，还有知了、青蛙、蚂蚱，逮着谁吃谁。
以吃会友
春节一过，日子又清淡起来。
母亲开动脑筋，自制零食给我们解馋。
做米饭多焖一会儿，结出一张锅巴;柴草将熄的时候，扔进去一个白薯或土豆，烤熟以后，香味冲鼻。
肚子里油水不够，常常是晚上还没睡着，又饿了起来。所以我最忌讳晚上看电影时出现吃的场面。
对许多人，这些场面肯定会历历在目。
《沙家浜》里的芦根、鸡头米。
《地道战》里假武工队吃的煮鸡蛋。
《战友》里小孩手捧的杨梅。
《小兵张嘎》里嘎子吃的玉米和胖翻译吃的西瓜。
《鸡毛信》里鬼子们吃的烤羊腿......
前些日子失眠，半夜爬起来看 VCD，是李安导演的《饮食男女》。刚看个头就饿了，打开冰箱，拿出一整只烤鸡，撕扯着吃掉，立时神清气爽，一下就进人了艺术的殿堂。
我写吃，是记录细碎的经历。作家们写吃，纯是艺术的享受。不吃便已陶醉。
阿城的《棋王》中，有两处吃让人过目难忘。
一是王一生吃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
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干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我知道这种干饭粒儿很容易嵌到槽牙里，巴在那儿，舌头是赶它不出的。果然，呆了一会儿，他就伸手到嘴里去抠，终于嚼完和着一大股口水，“咕”的一声儿咽下去，喉节慢慢移下来，眼睛里有了泪花。
二是知青们吃蛇。
不一刻，蛇肉吃完，只剩两副蛇骨在碗里。我又把蒸熟的茄块儿端上来，放少许蒜和盐拌了。再将锅里热水倒掉，续上新水，把蛇骨放进去熬汤。大家喘一口气，接着伸筷，不一刻，茄子也吃净。我便把汤端上来。蛇骨已经煮散，在锅底刷拉刷拉地响。这里屋外常有一二处小丛的野茴香，我就拔来几棵，揪在汤里，立刻屋里异香扑鼻。大家这时饭已吃净，纷纷舀了汤在碗里，热热的小口呷。
这是真正虔诚的吃，是饥饿年代的风景。
前些时候，有幸和阿城先生相会在北京，便要了一桌饭菜表示对他的敬意。他只是狠抽烟斗，象征性地拈了一点蔬菜。看来，他已经完全摆脱了西双版纳的饥饿情结，几年西餐下来，人也发福了。
走进张贤亮的《绿化树》，吃的是面食。
我干活的步骤是符合运筹学原理的。这时，炉子已经烧得通红了:烟煤燃尽了烟，火力非常强。我先把洗得干干净净的铁锨头支在炉口上，把稗子面倒一些在罐头筒里，再加上适量的清水，用匙子搅成糊状的流汁，哧啦一声倒一摄在滚烫的铁锨上。黄土高原用的是平板铁锨，宛如一只平底锅，种子面糊均匀地向四周摊开，边缘冒着一瞬即逝的烟气，不到一分钟欢煎成了一张煎饼。
我一上午辛辛苦苦地忙碌就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时刻!
我煎一张，吃一张，煎一张，吃一张......头几张我根本尝不出味道，越吃到后来越香。
读到这，已经垂涎。
还有陆文夫先生笔下的《美食家》，没法摘，一本书从头吃到尾。
吃品与人品
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开学第一天。外地同学带回家乡美食，湖南的腊鱼、腊肉，内蒙古的奶片，贵州的辣酱，河南的烧鸡。父母为孩子精心准备的半个学期的储备，通常是一晚上就被我们吃光了。
学校的饭菜油水不多，导致同学们个个饭量惊人，一次我连米带面吃了5碗，胃里隐隐作痛。宋健安慰说，没关系，还不够1斤呢。
实习的时候，晚上躺在床上神聊。人生和理想，说到凌晨 3点钟，肚子饿了，起身去寻吃的。所有店铺都关门，惟有一个馄饨摊孤独地支在街口。
卖馄饨的小伙家在浙江，因生活所迫，漂泊在沙市街头做着小本经营。听说我们来自遥远的北方，顿时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凉。舀馄饨的抄子捞得发狠，总要多送上几个。同学和我心存感激，不知如何报答。同学说，别费心思了，咱们每天去吃，就是对他最大的报答。心中一块石头悄然落地，遂转过身去，蒙头大睡。
当了记者，吃饭的机会不少。有时，一堆新闻单位的人坐一桌，互不相识，不好意思多吃，便佯装对桌上生猛海鲜不感兴趣，吃两口青菜匆匆告辞。回到单身宿舍，点火煮挂面。有时纳闷，都是年轻人，他们就不饿?一次没走，耗到最后，才见到挺下来的几位风卷残云，吃光喝净。正是，谁等到最后，谁吃得最好。
张嘴就有学问
中国人讲究吃，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病人膏肓还有人劝，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验明正身，押赴刑场之前，也会送上一顿好酒好菜。更常见的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只要吃了，关系就进了一步。
我当上记者的第二年，去调查一个靠假冒伪劣发家的人。事情办完，已经天黑。制假者叫来了他的两个小姨子，浓妆艳抹，一左一右，夹着我非要请我撮一顿。我执意不去，却无法脱身。我急了，对天大吼，走，吃海鲜去。那时的海鲜是天价。
席间，杯盏交错，我好歹掌握住了分寸。
制假者把我送上了火车，隔着车窗问，崔记者，那稿子还发不发?我咬着牙根说，发!
稿子播出，制假者受到处罚。我也因这顿饭受到严肃批评。同一年，我去南方采访，-动物保护协会设宴招待，端上了一桌野生动物。看我们面有愠色，忙解释，这都是收缴来的，已经死了。
我犹豫再三，站起身走了。比起来，“自然之友”的杨东平先生则是旗帜鲜明。在常州，服务员端上一盆活虾，一盘烧烫的石头，说是要做桑拿虾。杨先生坚持要他端下去，服务员不知所措。杨先生循循善诱，可以吃，但不能虐杀。
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在珠海，我们去录制澳门回归的节目，中午吃饭走进了郊外一个院落。这里俨然一个动物园。我问，这都可以吃吗?当然!动物大多记不住名字，只知道有雀，有鸥，还有鹤，当然少不了各种蛇。制片小谷悄悄说，前天我们来时，还站着一头驴。我们问驴的去向，回答是，来晚了，已经吃掉了。
如此吃法，又和动物有何区别?
1999 年《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被定为“吃的故事”和“吃的学问”。征集广告一打出，应征信像雪片一般。策划虎迪看着信眉开眼笑，嘴里不住地说，成了，成了。
天津的徐建华认为:要想抓住儿子的心，先要抓住儿子的胃。
北京的徐慧玲说，自己嘴上有吃痦，最适合做这期节目。
沈阳的李福迅则说，下乡当知青时吃过瘟猪肉。
北京的陆晓黛说，老公做的“小雏鸡”，居然是实验用的小白鼠。
湖南李申玲的故事似曾相识，1962年，家里做面条，全家眼巴巴等着，面条出锅时，老师“恰巧”来家访，一口气吃了 6大碗。全家人尊敬老师，更心疼面条。
阿城说:“所谓思乡，我观察了，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绪。
这个理论，我实践过一回。好友小石约我去了韩国，在那儿，每天有朋友请我们吃烤肉。10天后，我终于没了食欲。小石拉我去了昂贵的中华料理，说是调理一下肠胃。哪知韩国的中华料理竟然和韩国料理毫无区别。一会儿，餐馆的老板走进来，一张嘴，并不会讲中国话，再一打听，虽是华裔，却从没到过中国。可见，他的中华料理只在理论意义上成立。
回到北京，住处附近的建筑工地正巧开饭。民工们围着饭菜你争我抢，一股酱香飘入我的鼻中，两眼开始扑簌簌地落泪。于是明白:树高千丈，根还是在萝卜白菜附近。
